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10月1日推出：《袁道先：为世界岩溶开出中国良方》。
袁道先，193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水文地质学家、岩溶学家，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一生致力于钻研岩溶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1991年被评选为我国第一位岩溶地质领域的院士，开创了“岩溶动力学”理论，让中国岩溶研究占据国际前沿。袁道先1996年获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主席奖，是迄今唯一获该荣誉的中国科学家。2022年，荣获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岩溶委员会终身成就奖，全球仅三人获此殊荣。
拜访袁道先院士之前，总要先做功课，他研究的“岩溶动力学”“岩溶形态组合”究竟是什么？探寻的过程中，让人更好奇，先生是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岩溶和世界？
袁道先：宏观和微观都有。关于宏观，从全球的角度理解岩溶，欧洲、地中海沿岸都是岩溶区，往东延伸到阿拉伯国家，这几个国家都有岩溶，一直到东南亚；关于微观，在显微镜下，很小的孔隙都很漂亮，里面也有一个个的小峰丛等，有显微镜也能看。
袁道先在一篇自述里写，在他几十年的地质生涯中，无论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只要是第一次走，他都坚持做记录，不聊天不打瞌睡，哪怕坐飞机，当飞机进入云层而无法观察地面，他会长时间感到无限遗憾。因为地质工作者一生能详细工作的地面有限，顺便观察能够让他把点线面联系起来，从全国以至世界的角度看地球。
从广西桂林市区到阳朔县，沿国道行驶70公里，游客们喜欢绕开主干道，去“峰林”深处打卡拍照。这里，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岩溶景观，人们熟知它的另一个名字——喀斯特。在桂林研究岩溶几十年的袁道先，最推崇的也是这一段。
袁道先：桂林市区到阳朔县这一段，里面学问最多，从专业角度看，有演化历史、沉积物等，值得我们探索。
人说桂林山水美，他忧岩溶地质难。袁道先常说，岩溶的特点要分两面看，奇峰异洞、漂亮的风景、油气资源往往丰产于岩溶区，但缺水、塌陷的问题不容忽视。
袁道先：地下岩溶发育之后，地表就缺水，地面很干。但是在地下大概一两百米的地方，甚至更深的地方，水很丰富，所以我们称之为“水土不配套”，水都往底下去了，虽然水很多，但是人们接触不到。另一方面，有不少的自然灾害，比如下面岩溶空了，空了以后就会引起塌陷。
袁道先：“虎子”有很多，里面有各种多样的。我们要开发水资源，要到洞里面看，有时候地表根本没有。有很漂亮的景观也在洞里，琳琅满目，像水晶宫一样，有很多结晶，有很多地表浅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只有到深部才有；还有很多矿产，包括雄黄、铜矿、铁矿等，都在洞里面。
袁道先：要反复看好多遍，因为有些现象不见得一次看就都掌握，有时别人看到了，我没有看到，他看到了就告诉我，我又要去看。
除非到野外勘探，90岁的袁道先还是天天到办公室来，上衣兜里插着三支笔，包括一支削好的红色铅笔，他说这样做标记最方便。袁道先做地质工作已经70年了。他说自己小时候最爱读《人猿泰山》，梦想到偏远的地方去找宝，做地质报国，和自己的兴趣也是结合。
1950年春，成绩优异的袁道先本被家人寄予厚望，但他没有考大学，只因为听说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培养国家急需地质人才，他抬腿进了母校斜对门的这所学校，从此和岩溶打了一辈子交道。
袁道先：学校只有一期，再没有办了。受周总理委托，那时候新中国马上要建设，200名地质人员远远不够，要尽快培养人才，马上去解决找矿问题。大家都去找矿，我也跑去了。所以等于响应国家号召，高中没有毕业就跑了。
20岁，袁道先从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毕业，进入地质部水文地质局，最早做地质勘探，他曾负责了第一座水电站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工的全部地质勘探工作。那时候，年轻的袁道先还没有想到，自己和岩溶的缘分会这么顺理成章。
袁道先：我们那一代人，组织上叫什么，我就要培养兴趣。我是水文地质队的，在地质局从事地下水相关工作，必然涉及岩溶，组织上给我调动工作，且正好都在岩溶区。除了西藏，我的最初工作地点是在山西，是岩溶区，后来把我调到山东，又是岩溶区，后来调到云南，这几个省大概都是岩溶区，正好我可以慢慢地接触更多岩溶问题。
中国是岩溶大国，各种类型的岩溶面积加起来达到344万平方千米，占到国土面积的1/3。1978年，当时的地质矿产部成立岩溶研究所，中国才有了第一个专门的岩溶科研机构，袁道先被调到桂林做第一任所长。人们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鲜为人知的是，岩溶区缺地表水反而是更重要的问题。因此，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找水。找水并不容易，袁道先说，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井率”都只有10%。
袁道先：不是吸引我，我有我的困惑。我是总工程师，要有责任。要么搞工程，把溶洞找出来，当成危害来找；要么找地下水，把其当成有利条件，溶洞有了才会有水。但是失败的教训非常多，经常找不到。勘探的各种手段都用了，先进行地表调查，然后研究地球物理学，之后再钻探，往往钻探下去都是干孔，没有水。通过大量投资只能打一个孔，动用机器、人力、财力等，技术负责人的压力很大。
袁道先：到现在这仍然是挑战，因为岩溶本身是不均匀的，岩溶发育也不均匀。我曾经专门写一篇论文——《论岩溶水的不均匀性》，就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我比较重要的成果。
袁道先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列照片，正中最显眼的就是一张他戴着头盔“钻洞”的照片，咧开嘴笑着。讲起不同的岩溶观察，袁道先声调不高，不疾不徐，但常常露出与照片同款的开朗笑容。我问他“探洞危险吗”，他说，不危险，直到被问及曾险些滑落悬崖，陷入蛇窝，他说“确有其事”，可讲起来还是云淡风轻。
袁道先：我的生命考验，一次是在雅鲁藏布江，一次是在蒙自，第三次就是毒蛇。1978年，为了查地下河，有一条金黄蛇从我头顶过去，后来我用铁锤把它砸死，而且进入了蛇窝，爬出洞之后又有好几条毒蛇，后来群众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个蛇窝，我们当时不知道。
在岩溶地质研究所，袁道先有三间办公室，但可能叫“资料室”更准确，要想知道袁老师在不在，得走进去找，所有的办公室摞满了书籍资料，袁道先最常待的办公桌，也被一人多高的书报杂志围绕，他身后，是一排形态各异的岩溶标本。
从显微镜下微小的峰丛，到跨越山海的岩溶地质带，四十多年来，袁道先从中国出发，探索了这个地球上每一片重要的岩溶。
袁道先：我有个优势就是外语不需要翻译，所以节省了外汇，不要带翻译，我一个人就可以到处跑，可以交流，所以我跑了很多国家，基本上有岩溶的国家，我都跑到了。大概一共45个国家，面对面地交流，而且去现场看，他们也很慷慨，都会领着我到他们的试验场，典型的地方都去看过了。
从1990年起，袁道先带着团队开始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连续主持做了6个与岩溶相关的“国际地质对比计划”项目，每个项目2年至3年，连续20年。
出国调研，每到一个国家，袁道先都会讲述中国的岩溶研究，也会邀请各国科学家来中国看看，他曾带着几十名国际岩溶学家在中国一次性走了6000多公里。
袁道先：从桂林出发，到贵州的荔波，到四川的黄龙和九寨沟，再到秦岭南面，然后到山东济南，到北京房山……他们知道中国的岩溶很奇特，很典型，很壮观，所以纷纷愿意来看，但是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不够，所以应该由他们来研究。这里面就有竞争问题，我怎么可能让他们来研究，我们也可以研究。既要合作又有竞争，要欢迎人家来，但我们也要创新。我的创新，就是“岩溶动力学”。
岩溶动力学理论的背后，是袁道先更广阔的视野，他把全球变化引入岩溶环境，让全球岩溶学术界共同面对岩溶资源环境问题，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合作群体呼之欲出。2008年2月11日，中国当时的国土资源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签署协议，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正式落户中国桂林。今天，在桂林七星路5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的牌子和“岩溶地质研究所”的牌子并排挂着，岩溶所在持续推进世界各国岩溶对比研究。
袁道先：国外的专家都在这里，既代表中国，也代表国际，因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岩溶中心，所以赋予了国际地位。其研究任务就是岩溶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做的，研究世界各国的岩溶各有什么特色。
袁道先正是那个持续20年推动世界岩溶中心设在中国的人，他不断推动中国主导世界岩溶研究。
袁道先：一个是全球的视野，也就是视野扩大了。另一个是学科的发展，物理化学的反应机理研究、现代科学研究，都引入到岩溶里面，特别是地球系统科学，将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联系起来。这种理念和发展引入了以后，就有很多新的认识。
更宽广的视野下，袁道先把岩溶动力系统、岩溶形态组合、岩溶不均匀性的理论介绍给了全世界。
现在，每天一早，已经90岁高龄的袁道先仍然会拎着帆布袋到研究所，哼着小曲去打开水，迎面碰到的学生都会轻轻喊一声，“袁老师好”。
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熟悉袁道先的人都知道，90岁的他有“19个问题”，这些在他心中沉甸甸却没找到答案的未解之谜，袁先生把它们列在一起，郑重地标注着一行字：“中国岩溶研究的创新问题”。
袁道先：问题老是没有完，大概都在这里了，就是“19个问题”。因为不容易很快解决，所以我就把它们罗列起来，这样子就可以传给学生们，交代给他们继续奋斗。
张强，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2006年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开始跟着袁道先院士，他说，这些年，袁道先带出了200多名岩溶研究的硕士、博士。他的不少学生，主攻研究方向就来自老师的“19个问题”。“其实岩溶学是一个交叉学科，‘19个问题’在各个领域都有，‘19个问题’也是围绕着岩溶区常出现的关系国计民生的现象背后的科学问题总结。”
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岩溶地区的污染”。一辈子干好一件事、解决国家需要的难题，是他追随袁道先老师十多年承接过来的志向。
张强：这是国家需求。刚入门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做研究，肯定是要从国家需求角度，而不是为了做研究而研究。如果通过我一辈子的工作，能够有一个案例被突破，我觉得这一辈子就很好了。
袁道先：首先还是国家需求，人民需求，因为岩溶地区毕竟现在还是困难的，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石漠化的问题，现在国家有很大的投入解决石漠化问题。
袁道先曾向国务院提出关于西南岩溶山区科技脱贫的建议，后来，“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被纳入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石漠化的综合治理改变了当地面貌。
广西平果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常务副站长罗为群自称是袁道先的“第三代弟子”，他说，他们在平果的基地已经把技术推广到了云南和贵州，几十个县在用他们的“石漠化解决方案”。
罗为群：生态如何修复，也是要依据地质条件，修复不好，有可能就会导致异常干旱，可能就回到以前，要不然就是功能没有恢复。现在通过自然资源包括水土岩石、地下水等条件发展适合的产业，而且每个地方的地质条件不一样，其特色产业肯定也不一样。
石漠化的岩溶上，种植了火龙果、中药材，几十种经济作物，国外的岩溶专家说，这是给“地球癌症”开出的“中国良方”。脱胎于这些实践经验的“生态地质学”也在石漠化的岩溶中生根发芽。
罗为群：现在把其称为生态地质，生态修复之后，地质本身如何影响生态，生态如何影响地质，都是需要考虑的。
在岩溶研究所的院子正中，是一座徐霞客的雕像。袁道先笑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岩溶地貌专家，400多年前就描述了几百个他探过的洞。
袁道先探过的洞当然已经不止好几百个。地质工作者，就是要到自然里去，到荒野里去。攀上雅鲁藏布江的悬崖峭壁、深入西南地区岩洞腹地；走遍45个国家的广袤大地，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岩溶研究的领跑者……袁道先说，看过全世界的岩溶，他仍会觉得，风景这边独好。
袁道先：世界各国的岩溶，中国岩溶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进行了科学论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的岩石硬并且很老，2亿多至3亿年历史。如果岩溶的石头不硬，就会像馒头，所以我们的岩石巍然挺拔；第二个条件，我们国家的岩溶有地壳运动的抬升，比如独秀峰等，如果地壳不抬升就不能形成；第三个条件，水热配套的季风气候，夏天下雨，冬天干旱，有水热配套，岩溶就发育强烈了；第四个条件很重要，没有冰川的“刨”，在冰川第四季，大概1万多年以前，英国、美国等地方的大冰盖往前推，所以是平的，我们国家有这些峰，峰林地貌也保留着。这不是赞美之词，而是科学论据。我到处都在讲，我还给小学生去讲。
我是记者王娴，见到袁道先院士时，他已经准备好了有红笔圈点的一份研究资料，直接翻到“19个岩溶研究的创新问题”那一页，从第一个问题给我讲起，一切从“解决问题”开始。
袁老把他的座右铭也讲给我听，一条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另一条，是爱因斯坦说的，“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
采访结束，袁老拎着布袋子回家，他说，吃过饭再来，欢迎我下次再来跟他聊聊未解的难题，没准就有了新的解法。
袁道先，193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水文地质学家、岩溶学家，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一生致力于钻研岩溶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1991年被评选为我国第一位岩溶地质领域的院士，开创了“岩溶动力学”理论，让中国岩溶研究占据国际前沿。